政府直接干预劳动合同法的做法只是一种暂时的手段，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逐步成熟，法律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政府会更多地减少直接干预。建议中国政府向合作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学习，将重点放在用法律政策乃至多种手段来均衡劳动者与资本方的力量，而不是直接干预劳动合同法。

　　■施晓红

　　 ２００８年１月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增加了若干旨在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条款，意味着长期失衡的劳资关系开始朝着平衡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新劳动合同法中强制性地规定了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通常由劳资双方谈判确定的内容，而被批评为“政府干涉劳动力市场的合约自由，过度保护劳动者。”事实上，劳动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自由谈判的劳动市场合约并不能充分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也不是调整劳资关系的唯一途径，各国不同的经济模式下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模式是不同的，政府的干预程度和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而新劳动合同法无疑是我国现阶段基于路径依赖的现实选择，相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成熟，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定位会逐步转向间接干预。

　　自由谈判为基础的劳动合同

　　不能充分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首先，劳动合同是一个不完全的合同。劳动者和企业在进行合同谈判时，一般可以针对工作的时间、内容、工资以及工作可能产生的风险责任分配进行谈判。但是劳动关系中，还有许多内容是谈判时无法确定的。例如在劳动关系成立后，企业的一些战略决策，包括企业的搬迁、企业的收购等会使得劳动关系的各种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劳动者的利益有重大影响，但是在劳动合同谈判时，劳动者无法针对这样的情况进行谈判。

　　 其次，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地位不对等。由于企业拥有了信息、岗位资源等优势，使得劳动者在谈判时处于劣势地位。在劳动关系成立后，劳动合同双方还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威和顺从的关系。企业拥有对劳动者的命令权以及管理权，劳动者应当遵守企业所有合法和合理的命令和规章。但是，经理人能否公平地行使其权威和权力，合同法并没有对劳动者提供充分的权利保障。

　　 再其次，劳动合同无法实现劳动者人力资源产权。劳动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劳动者通常倾向于与公司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因此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经常会针对自己的职业培训进行投资，希望获得长期的回报。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劳动者通常愿意接受低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投资于公司专有的职业培训，希望获得职业的稳定以及此后获得高于市场的工资，所以劳动者也投资了人力资本在公司中，但是劳动合同显然并不涵盖这些内容。

　　 由此可见，自由谈判基础上的劳动合同是不足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的，劳动者权利保护需要补充制度。

　　不同经济模式下的劳动者权利保护

　　 一个社会要稳定发展，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劳资双方力量与利益的平衡是一个重要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劳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但是，劳动者究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保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由于各国经济模式的不同，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定位以及劳动者权利保护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按照多样化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模式是与其资本主义模式相联系的。世界各国资本主义模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即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欧洲大陆、日本等的“莱茵模式”，又称“自由市场经济”和“合作市场经济”。两种经济模式下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模式各有特色，政府定位也各不相同。

　　 自由市场论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一国经济成功的基础，而完善的财产法和合同法则是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政府不应对市场进行干预。自由市场理论将公司看做是一系列合同的集合体，即公司是由股东、经理人、债权人、职工、供应商等相互之间的一系列合同组成的集合体，劳动者的权利保护通过合约谈判足矣。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表现为奉行竞争至上，以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为中心，公司股权结构为高度分散型，公司更加容易受到敌意收购的威胁，投资者关注股价变化，经理人的决策主要受到短期金(195,-2.38,-1.21%,吧)融指标的影响，公司的经营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经济模式要求弹性的劳动者管理制度以及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只能享受有限的社会福利。所以，美国的劳动者权利程度相对较低，劳动合同是调整劳资关系的主要途径。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集体谈判被大量使用。政府主张法律规范下的劳资双方自我调节，强化市场的功能，尽量减少对劳动力价格和供求的干预，使之服从于效率的要求。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来规范双方的行为，一方面政府颁布了一些关于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各种标准性规定，另一方面制定了有关集体谈判以及劳资纠纷处理的法律。

　　 合作市场经济模式主张政府适当干预下的自由竞争，它强调社会公平性与集体的利益。合作市场经济模式中，公司与银行之间联系紧密，证券市场的作用相对较小，经理人注重长期的公司业绩，并为公司利益相关人服务，劳动者被看做是公司的所有者之一，劳动者和资本方更多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劳动者的利益获得了更多的保护，政府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劳动者工作相对稳定，往往形成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权利保护途径一方面是通过集体谈判的劳动合同，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参与公司治理。劳动者参与公司治理实现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源产权，并制约了企业经理人的机会主义。政府在劳资关系领域有更多的干预。

　　 以上两种模式下的劳动者保护程度以及政府的定位是不同的，它们对经济的发展各有利弊。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劳动力市场更加活跃，但是劳动者就业和工资收入不均衡，而且劳动者的权利保护和福利都是有限的。在合作市场经济中，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保护，但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弹性不足，以致劳动力成本高，影响本国产业竞争力。

　　 根据多样化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并不存在一种最优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模式，各国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模式都是各国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路径依赖的结果。

　　新劳动合同法：

　　基于路径依赖的现实选择

　　 目前国内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批评主要来自自由市场论的观点，自由市场理论反映了美国的劳动者权利保护理念和实践。我们显然不能从自由市场论出发来评判中国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政策和立法，中国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模式应当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

　　 中国的劳动违法已成为一个长期的普遍现象，劳动者权益受侵害已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劳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劳动关系失衡以及劳动合同失范已是社会公认的事实，如果任这种现象发展下去，无疑会对社会和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隐患。新劳动合同法体现了政府力图将劳动合同法作为平衡利器来构建平等的劳资关系的决心，但是，政府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干涉劳动合同内容的方式，这显然与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保护模式相去甚远。合作市场经济中虽然存在着诸多的政府干预，但是方式和中国有所不同。合作型市场经济中，政府主要是采取间接方式，即通过法律政策等来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和利益，使得劳资双方在谈判时尽量处于平等地位，而不是直接干涉劳动合同的内容。

　　 但是，中国政府直接干预劳动合同法的做法显然是基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路径依赖的结果，是与中国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相适应的。中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至今经济中仍然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导致中国企业中的集体谈判难以实现，同时，劳动者难以参加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集体谈判一般应当由工会代表劳动者与企业进行，而我国的工会仍然附属于政府，无法承担劳动者代言人的角色，这样，集体谈判在我国自然难以实现。而相比劳动者，目前企业则有了越来越多的谈判能力，对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往往能施加更多影响，劳资双方力量严重不对等。

　　 其次，政府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劳动者在我国并没有被视作公司的所有者。在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下，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或代表）控制了企业的一切，企业的所有利润上缴给政府，企业的损失由政府承担，企业的领导由政府任命。虽然传统国有企业还具有对职工提供社会福利的功能，职工实施终身雇佣制，生老病死都由企业负责等等，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观念。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职工并未分享到任何的控制权，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是从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在企业层面上，政府是企业的所有者，职工从未被看做是企业的所有者。自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未改变这一观念，国有企业改革几十年的主线是如何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无论改革措施如何发展变化，都是以政府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及实现国有资产利益价值最大化为前提。因此，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政府一直是企业的所有者。１９９３年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公司化改制，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保护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拥有者（或代表）的利益。在公司化的国有企业中，政府的身份变成了股东，所以，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自然成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劳资双方力量严重不对等，公司治理结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政府直接干预劳动合同法，从某种程度上担当劳动者的代言人，成了现阶段唯一可行的方法。其实，政府直接干预劳动合同法的做法在别的国家也有发生。比如法国，劳资关系中国家干预占有极大比重，当对手之间很难达成协议时，政府常常强制性实施劳动法规。当然，这种方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新劳动合同法针对所有类型和规模的企业组织，这种法律的刚性化、统一化，使得劳动合同的内容不能随着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的变化而变化，往往导致实践中无法实施。这也是一些学者质疑新劳动法的可实施性的原因。

　　 政府直接干预劳动合同法的做法只是一种暂时的手段，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逐步成熟，法律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政府会更多地减少直接干预。建议中国政府向合作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学习，将重点放在用法律政策乃至多种手段来均衡劳动者与资本方的力量，而不是直接干预劳动合同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